朱进在北京天文馆B展厅。
朱进拍摄的星空。 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“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，心中也愈充满敬畏，那就是我头顶灿烂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。”
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，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，出自其著作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。每当想起这句话，抑或真的仰望一下淡忘许久的星空，很多人焦灼的内心仿佛也获得了一点点清凉与宁静。
康德所言的灿烂星空，曾让多少人义无反顾，前赴后继，谱写出科学史上不绝的华章。从伽利略到哥白尼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……2019年，诺贝尔物理学奖亦授予了三位天体物理学家，以表彰他们“为理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所作出的贡献”。而从2015年LIGO(美“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”)证明引力波存在，到2019年4月公布的黑洞照片，曲高和寡的天文渐被拉入公众视野中，像沾上了烟火气的神灵。
天文，到底有何魔力可以迷倒众生?天文爱好者，该以何种方式仰望星空?天文学家和他们的生活，是如《星际穿越》般跌宕起伏，还是整日湮没在观测与数据当中?
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传播中心首席科学家、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，替茫茫然的天文“小白”们，寻找一个通向天文学家与天文学秘境的引力透镜。
研究天文究竟有什么用?
“与客观事实相比，我们全部的科学都很原始和幼稚，但是，这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。”
——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
2019年8月26日，朱进从工作了17年的北京天文馆馆长岗位上卸任。“我是2002年9月从国家天文台调到天文馆当馆长的。按照现在的新规定，一般最多只能干十年，我这超得太多了。”不过，卸下馆长职务的朱进更忙了。
记者最近一次在北京天文馆见到他时，朱进刚刚从巴黎参加IAU100太阳系外行星世界命名(NameExoWorlds)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回来。这个为112组系外行星和宿主恒星征名的活动，吸引了全世界78万余人的直接参与。
为心爱的人选一颗星星，是硬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少有的浪漫情节。在《三体》外的现实世界，为心爱的星星选一个名字，同样浪漫与迷人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天文的魅力或在于此。
朱进坦言，作为六大基础学科之一的天文学，特点就是好奇心驱动。天文学家有时“甚至不考虑(研究)这些有什么用，跟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意义……虽然研究的结果，最后可能跟现实生活关系特别密切”。
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尤其是改革开放41年来，科技发展让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，便捷度与日俱增，人们有时似乎过分在意“转化成生产力”的技术，而无意中冷落了解决“好奇心”的基础科学，比如天文学。这从高考专业“逐利”的选择上就可见一斑，包括近几年中学选科因“性价比低”被“边缘化”的物理。
基础科学研究真是仅仅为了解决“好奇心”这么简单?好奇心于人类有多重要?
1609年，伽利略因为好奇，把研制了三个月的望远镜指向了星空;1666年，休假的牛顿因为好奇，把一块三棱镜放在了暗室的窗孔前……谁能料到这些好奇心为后人认识世界打开了多么广阔的窗。
2019年12月21日，北京天文馆，IAU100 NameExoWorlds中国(内地)命名结果发布活动现场，被IAU最终确认的提案——和织女星同一星座——天琴座的母恒星H D 173416被命名为“羲和(Xihe)”，而其系外行星HD 173416b称“望舒(Wangshu)”。胜出的提名来自一群对星空充满好奇的中学生——广州第六中学天文社。
个头不高的天文社社长许翊芃说，了解到这个系外行星命名也是一个偶然，就是在《天文爱好者》杂志上看到了征集消息，然后开始和小伙伴谋划。但就是这个偶然，让他们把中国神话与同样遥远的星星搭上了鹊桥。羲和是神话中的太阳女神，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制定者;望舒是为月亮驾车之神，也借指月神。
正读高二的许翊芃没想到，第一次来北京天文馆是以被邀请的方式，“这是我们心中的一块宝地”。当日下午在朱进主持的天文沙龙上，许翊芃说，“也许未来会走上天文研究之路”。
少年强则国强，天文馆，或是一个放飞梦想最好的地方。
天文的门槛并不高
“世界上有两种人：一种是来过北京天文馆的，一种是没来过北京天文馆的。”
——朱进微博
朱进刚来天文馆工作的时候，想得更多的是为天文事业多培养优秀人才，“很多学习特别好的人，最后不一定学天文。这么好的领域，没有最优秀的人来学，太可惜了”。后来发现，“天文馆跟天文完全不是一回事”。
“可我也慢慢感觉到，天文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和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不一定非得成为专业天文学家。因为，有好奇心的人，会更有幸福感。”
翻看朱进推荐的一本书——《天文馆简史》，扉页上的文字充满甜蜜：
“怀着期待的心情，所有人排队走进一个带有巨大圆顶的大厅。观众落座后，大厅内逐渐变暗，黑暗笼罩，营造出不同寻常的氛围。接着，穹幕电影开始，我们仰起头，看着繁星逐渐在圆顶上显现。随着光影的移动，讲解员的声音缓缓响起，广袤的宇宙在我们头顶加速流转，爆米花和冰激凌还在口中留下一丝甜味……”
记者有一次参加隔壁古脊椎所周忠和院士的座谈，周院士说，对恐龙的热爱，多数人最多保持到12岁，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对于天文呢?多数人对童年逛天文馆的美好回忆，难道只能留着陪下一代再来重温?
天文爱好者，除了逛天文馆，阅读相关书籍，进阶是否需要天文望远镜傍身?一步步深入，会不会由此踏上“烧钱”之旅?
朱进在采访一开始就先给记者扫盲：“一般人可能会觉得，作为天文爱好者，得买个天文望远镜。其实，肉眼是最好的观测设备，初学者我都不建议他们买望远镜。”
“很多天象，比如彗星、流星雨，其实用肉眼欣赏就好。望远镜是比人眼好得多了，但它口径一大，视场会非常小。所以越好(贵)的望远镜，口径越大，视场就越小，只能看到天上很小的一块。当然，也可以看到更暗的天体，把挨得很近的天体分开，能看清楚细节。”
不过朱进也提醒，一般的天文爱好者，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天体是恒星。在专业的望远镜里，恒星也是一个亮点。并不像大家想得那样，在望远镜里就能看见好多特别有意思、特别好玩的东西。
“那些炫目的深空天体照片，是因为相机可以长时间曝光，肉眼绝对做不到，因为肉眼看目标是实时感知的;其次，深空摄影还可以叠加处理，提高信噪比，突出天体细节。所以深空摄影的照片比肉眼观察的细节丰富得多，亮度也会提高很多。”
天文学的初始是观测，在没有高级设备的古代，拼的就是视力，但天文又岂止观测?从小视力不好的开普勒，就是因为其出色的数学能力，把导师第谷多年观测的数据进行分析，推导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——开普勒定律，他也因此被称为“天空的立法者”。
与天地对话，无问西东
“数学对观察自然做出重要贡献，它解释了规律结构中简单的原始元素，而天体就是用这些原始元素建立起来的。”
——约翰尼斯·开普勒
朱进也是因数学走上天文之路的。他1965年在北京出生，4岁就跟父母去了干校，河南3年，河北7年，高中才回到北京。
少年时代十年漂泊在外，并没有减弱朱进的京腔京韵：“我别的科目不行，但数学特别好，在河北邢台的时候，家里给我找了一个辅导老师‘加餐’，那个老师原来就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。他对我影响非常大。我高考第一志愿就报了北师大天文系，除了天文系以外，其他所有志愿都是数学系。”
“我们那会儿高考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，都是瞎蒙的。我语文和英语超水平发挥，所以第一志愿就考上北师大天文系了，后来(对天文)就越来越感兴趣。”说起16岁上大学的往事，朱进谦虚道：“不是少年班啊，那个年代学制不那么严谨，比我年级高的还有比我小一岁的。”
记者不禁感慨，各科平衡发展之路在当下似是“王道”，学生们都是奋力去堵“木桶的最短边”，而忘了寻找内心的源动力。或许，缺乏对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好奇与热爱，乃至执著，才是很多人真正的“短板”。
1991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，朱进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(后改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)工作，一干就是11年。研究领域主要是太阳系小天体，包括小行星、彗星、流星之类。因为在1997年就有了一颗“属于自己”的彗星“朱—巴拉姆”(Zhu-Balam)，很多媒体把他称为“追星人”。
朱进的微信头像却与星空无关——脖子上挂着两个水壶，奔跑在积雪尚存的山路上。2015年9月，因体检亮红灯，他开始恢复中断了30年的跑步。每个周末去参赛，全国各地到处跑。从半马到全马，一年后，基本升级为越野跑。
可能就像他说的，天文是一个不用太跟人打交道的学科，天文学家也多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，更多时候是孤独地与星空对话，跟跑越野差不多。
不过，最近因为一部纪录片一直在跟拍朱进的导演王松倒不这么认为：“朱进特别热情，剧组因为各种原因放他‘鸽子’，再约，照样乐呵呵配合。”
对于未来会倾注更多精力的科普工作，朱进肯定地说：“做科研其实多一个人、少一个人基本上没有那么大区别，不差我一个人;但做科普，勾起更多人的好奇心，或许会有更深远的影响。”
作为天文界“奥林匹克”的IAU，这次分给各国家地区命名的系外行星系统，也很贴心地都选择了当地方便观测的亮星。比如“羲和”与“望舒”所在的天琴座，我国境内一年内有9到10个月都能看到。
虽然天文和航天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领域，为了普通人“追星”更容易上手，朱进在天文沙龙上也和大家重点交流了人造天体观测与拍摄。事实上，2019年底我国接踵而来的两大盛事：12月26日中午几乎跨越全境的日偏食，12月27日晚“胖五”的完美复出，吸引了众多“追星”“逐日”者，整个周末，相关照片和科普贴刷屏朋友圈。
在很多科学家眼中，科学精神是比科研更加神圣的使命，替天文爱好者们庆幸，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。期待更多人开始仰望星空。(记者李牧鸣)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